作为伦敦地标、英国的国家象征，150多年来，大本钟用它那浑厚绵长的钟声见证着帝国的繁荣与兴衰。直径7米的钟盘，305公斤的钟摆，13.5吨重的重量，精确无误的报时，这个钟表建造史上排名世界第一的巨无霸，直至今日仍在向全世界发出它铿锵清晰的声音。

世纪变迁，人们却仍然热衷在晚上10点钟准时站在大本钟下，期待幸运的事情发生。这是关于大本钟的故事，它不仅与建造者弗雷德里克·登特紧密相联，也传承着大本钟背后的爱情力量——

痴迷美丽贵族小姐

1856年5月，伦敦的一处钟表制造厂房里，英国国内最顶级的钟表制造匠爱德华·登特家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，英王工务大臣本杰明·霍尔爵士。刚刚落座，霍尔就迫不及待地掏出一张超级大钟的设计图纸：希望登特能及早完成一项特殊的历史使命。

原来，自1840年英国议会大厦重建以来，在大厦之上建造一个标志性的大钟成为这项提案的不二之选。原因无它，钟表的发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。而伦敦，有着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，这座大钟将向全世界传递大英帝国格林尼治的时间。代表着新兴的大英帝国作为全球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，正踌躇满志地放眼世界和未来。

登特拿起设计图纸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这份设计理念太超前了。钟盘直径达到7米，时针和分针的长度分别为2.75米和4.27米，共有四个钟面，如此巨大的钟表在登特的制造生涯中闻所未闻，更不要说组装纷繁复杂的内部齿轮结构。稍有不慎，差之毫厘则谬之千里。

这工程耗时费力，在钟表行业中，觊觎登特家族地位的其他制造商们哪个不是蠢蠢欲动。如果失败……登特犹豫不决。身边26岁的儿子弗雷德里克·登特却跃跃欲试地抢着叫道:“霍尔爵士，我们愿意试试。”登特叹了一口气，他对着霍尔鞠躬行礼，“登特家族愿为女王陛下效力。”

老登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。从小，他就跟随自己开始学习钟表制造。他的世界，也仿佛是由那些嘀嗒作响的机械构成。这样的百年机遇，他不会放过。

1856年8月，在议会大厦北角的建筑基地上，钟楼和大钟的建造几乎同时开工，登特父子俩吃睡都在工地上，霍尔也在工地上支起了帐篷。

这天，工地上来了一位衣着华丽的贵族少女，她好奇地在满地的齿轮钢筋中转悠。一转眼，她看到了不远处的霍尔爵士，兴奋地大叫“爸爸”，冲霍尔跑去。没想到，有着鲸鱼骨架的裙子却突然被什么给钩住了，她身不由己地倒下去——前端就是一条直直的钢筋！众人惊呼声中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将她拖住。少女惊魂未定，霍尔已经奔到跟前，连声急问，“爱玛，怎么样？没伤着吧？”

原来，她是霍尔18岁的独女爱玛，正巧路过工地，便来见见许久没有回家的父亲，兴奋之余，差点出事。

众人围着爱玛，爱玛的眼睛却盯向那个救了她的小伙，他高个宽肩，满脸杂乱的络腮胡挡不住英挺的眉眼。血，沿着他裸露的胳臂流了下来……

爱玛向弗雷德里克跑了过去。情急之下，她将自己手上的真丝手绢给他紧紧地缠住了伤口，四目相接。冬日的阳光下，弗雷德里克看见了一个在人间游荡的精灵，那嘴角边轻轻扬起的笑涡，让他呆住了，爱玛示意他捂住伤口后，就转身离去。

霍尔将爱玛送出工地，他指责爱玛不该将贴身的饰品给低等工人裹伤，并禁止她再来工地。

此后她几乎天天来，每次来到工地，她都会在弗雷德里克身边转悠。时间一长，大伙都发现了异样：爱玛一见弗雷德里克就满脸绯红，而弗雷德里克呢，也是手忙脚乱，工人们开起了他们之间的玩笑，“德里克‘嫁’给爱玛，也可以封爵啦！”霍尔听到却暴跳如雷，有着强烈等级观念的他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！他一面命令管家将爱玛锁在家里，一面呵斥老登特管好儿子，不要痴心妄想。

第一次尝到恋爱滋味的弗雷德里克半个月没见到爱玛，真是寝食难安。晚上收工后，他悄悄沿着泰晤士河走到爵士府外，风雪连天，他在那里徘徊了很久。

不知多久，阳台上突然出现了爱玛的身影，他们隔空相望，弗雷德里克想出个主意，他在丝绢手帕里放入一枚便士，系好后甩入院墙内。爱玛下楼去捡拾，良久不见人影。雪花已经积满双肩，弗雷德里克这才顶着风雪离去。

第二天，弗雷德里克就发起了高烧，老登特年纪大了，核心手工技术全由弗雷德里克掌握，整个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，他一病就是大半个月，霍尔急得跳脚，他们的工期和钟楼的进度是一致的，这样才能保证在钟楼完工时，将四面大钟安放在高95米的楼顶。

弗雷德里克病得迷迷糊糊，却隐约听见工地上响起了爱玛的声音。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，他翻身下床就往外跑，迎面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这人竟然是爱玛。俩人紧紧相拥。

私奔与名誉的选择

弗雷德里克的病不治而愈。有爱玛在身边，弗雷德里克亲手锻造的齿轮前所未有的精致平滑。鉴于此，霍尔对他们的亲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再像以往那样强硬干涉。

了解了钟表制造过程，爱玛才明白他为什么要送一枚便士给她。钟摆的走动利用的是杠杆原理，启动它的机关便是压制在钟摆上方的小摆锤。为将重量精确到微克，钟表匠们常常用便士代替摆锤，以让时间准确无误。

爱玛收到的这枚便士，是弗雷德里克常年摩挲的，在硬币的左下角，还被他精心镌刻了一个小小的字母E，那是爱玛名字的首字母。爱玛爱不释手，她将自己的丝质手绢抽出丝来编织成一条小手链，将那枚便士紧紧包裹，然后缠在手腕上，她不敢戴在胸前，怕父亲看见。

冬去春来，1858年4月，大钟的制作进入了最重要的安装期，议会大厦北部的钟楼已基本建成，无数的零配件源源不断地被运送上90米高的塔楼顶，由老登特和弗雷德里克在狭小的空间里组装。

父子俩不眠不休，挥汗如雨，整整大半年封闭式工作，大钟的雏形已初具规模：13.5吨的钟座已经安装到位，钟座底上刻制的拉丁文题词，“上帝啊，请保佑我们的女王维多利亚一世的安好”也已由工匠细心雕好，只剩下最后的钟摆安装和齿轮组合。而这些事，由老登特来监制就行了。

成功在望，兴奋的弗雷德里克向霍尔请假，他已大半年没见到心爱的爱玛了，他想与她分享成功的喜悦。没想到霍尔却冷冷地说：“小子，你真的认为你配得上爱玛吗？如果不是你父亲求情，不是因为你是唯一能制造大钟的人，爱玛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样粗鄙的场合。你不要痴心妄想，她很快就要嫁给公爵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