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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我们都走过耳听爱情的年纪
 更新时间:2024-03-29 15:04:25

杨绛先生在《我们仨》里写道:“1997年早春,阿瑗去世。1998年岁末,钟书去世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。现在,只剩下我一个。”

愿我们都走过耳听爱情的年纪

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,可每读到这句,依旧眼湿。

1998年,她87岁高龄,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,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,那个年纪,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,连追忆往昔、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,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?

而其间,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。

有一天,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,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,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,当年,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:“我有男朋友了。”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,找到她“吵架”,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,因为他们年少相识,青梅竹马,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“协议”,以至于很多年后,费老依旧对记者说,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。

费老来看她,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“斧正”。

旧友重逢,喜上眉梢。

怀旧或者共情,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、水准相当的人之间,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,可是,嘘寒问暖、相谈甚欢之际,她突然觉得失态,态度立即冷下来。

送别费老时,比她还年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,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,原本温情的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,淡淡地说:“楼梯不好走,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。”

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,从此彻底死了心。

读过这些钱钟书先生的身后事,再去看她写的那些话,感触完全不同:

“钟书走时,一眼未合好,我附到他耳边说:‘你放心,有我哪!’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。其实,钟书逃走了,我也想逃走,但是逃到哪里去呢?我压根儿不能逃,得留在人世间,打扫现场,尽我应尽的责任。”

我们看过了太多轻飘飘的爱情,而一个能写会说的经典才女的情谊,从来没有停留在言辞,她既有言语的浓烈,更有行为的厚度——甚至,正是在行为的支撑下,言语才浓烈得有厚度。

真正的爱,向来不仅是说得好听,更是做得好看。

真正的爱从不停留在长情的告白,而在于长情的体恤和疼爱。

人精力有限,某方面特别优秀肯定对应另一方面的短板,所以,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的男人不太会做事,太会做事的男人没有精力甜言蜜语。

而一个男人,有多少口才用来表达爱你,就有多少口才狡辩不爱你。

就像当年李敖从刘会云移情胡茵梦,胡茵梦问他怎样向刘小姐解释,他的话连最会写的胡小姐都绝倒:“我会告诉她,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,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,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。”

从容得几乎无法反驳的狡辩。

从男人的角度,可以把这理解成真性情;可是,我是女人,我把这理解成劈腿,一个会说话的男人劈腿,真是让人连倾诉都觉得无语。

停留在口头上的爱情,犹如远距离的精神依赖,很容易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之后灰飞烟灭;而有执行力的爱情,是生活中无限靠近的相看,是细节磨合碰撞之后的体谅,也是现世琐屑的分担。

1937年5月,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,她的父亲欣喜地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,回到寓所,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家务的新爸爸炖了鸡汤,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,煮在汤里,盛在碗里,端给妻子吃。杨绛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,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“大阿官”能这般伺候产妇,不知该多么惊奇。

真正的爱情,可不就是行动的奇迹?别人眼里再不能做的事,到了她这儿,便一切都开绿灯。

那天,我想了想,还是给软妹子发了条私信:说的人只是动了嘴,听的人却动了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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